國際公法原則及近代國際慣例解決之。

　　關稅自主運動，北伐之後，已見成效。而收回法權運動，今日又達成目的。並更進一步，使平等互惠的精神，充滿於中國與英美各國之間，使各種關係各種問題，莫不可以獲得圓滿的解決。只要國民把新約與從前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互相對照，就可以認識新約意義之重大了。

　　然而吾人對於此次新約之成立，亦不無遺憾之處，就是九龍租借地本為我國領土，而英國未能將此問題在新約內同時解決，實為中英兩國間美中不足之缺點。但我國政府於中英新約簽字之日，即向英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聲明我國保留有收回九龍之權。故九龍問題仍可隨時提出交涉。惟國人所當知者，即九龍與香港在地理上確有相依恃的連帶關係，且不能不同時解決。今日英國之有所待者，其故當在於此，無待詳述。吾人且信英國政府不致為此彈丸之地而妨礙中英兩國永久的友好邦交，蓋可斷言。

　　在俄國革命之後，蘇聯政府於民國十三年「中俄解決懸案大綱」之中，撤銷其在中國的各種特權。然而中國在此時期，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尚在廣東一隅，而中蘇之間平等的條約，所以未見完全實施。比及國民政府遷都於南京，外患內憂，復相因迭乘，故中蘇兩國邊疆的問題迄未圓滿的解決。現在反侵略同盟各國相繼撤廢其對我的特權，則中蘇本有傳統的友誼關係，兩國之間各種問題，自將獲得正義公平的結果，當無容疑。

　　在緒論裡面，曾說到中華民族的德性，是忍辱負重，明廉知恥。因為我們能夠忍辱負重，所以中華民族能夠從百年來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以堅毅的精神與艱苦的努力，取得了獨立自由的地位，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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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卒能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使我們的國民亦能重新做了獨立自由的國民。因為我們能夠明廉知恥，所以國民政府對於撤廢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獨立自由的地位，和中國以後對世界的態度，不認為是權利，而認為是義務與責任。率直的說：我們的民族對於撤廢不平等條約的反應，不取功利主義。而我們民族的反應，乃是義務感的激發，與責任心的加強。這是我要首先對我們國民指明的一點。

　　要知道撤廢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來，全國國民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以雪恥圖強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種的主張，各種的運動，或因見解偏頗而失敗了，或因時代錯誤而消滅了，或因民心背棄而失敗了，或因動機不正而淘汰了。所以這些主張和運動，或以一年半載為一幕，或以三年五年為一期。甚至於歐美的國際形勢有一度轉變，各國的國內政治有一度的改革，某種思想一度抬頭，某種學術一度演進，都可以在我們中國國內起一度的風潮。惟有國民革命，其主義出於大公，其動機本於至誠，而精神完全發於民族的正氣。所以其中心組織之中國國民黨，乃能兼容並包，以集中整個民族全體國民之中的革命份子。其行動的試煉，乃經五十年以上的無數之艱難困厄，由事實演變證明，而始能內受國民之擁護，外為列強所認識，以達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察往知來，我們只有格外惕勵，特別奮勉。

　　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為建國工作真正的開始。我們中國的建國工作有國內的與國際的兩方面。

　　在國內方面，中國惟有取得獨立自由的地位以後，纔能夠實現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的理想。換句話說，革命建國的工作，是由民族主義的完成，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實現。在民權主義方面，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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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開始施行法」所定的工作為基礎，以至經過訓政，完成憲政。並且我們對外建設中國國家為堅強的國防體，不陷於所謂自由主義分散國家民族為一盤散沙之弊；對內要訓練全國國民行使全權，不偏於一階級，使中國的政治為全民政治，而不是階級政治。在民生主義方面，要繼續抗戰以來的生產建設，並準備戰後實業計劃的實施，要使生產為全民的生產，不流於階級鬥爭，亦不陷於生產無計劃的狀態，以致不能存立於今日托拉斯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之中。

　　在國際方面，中國的抗戰已與世界反侵略戰爭合為一體。中國抗戰的勝利，與世界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亦相因相乘而不可分離。大戰以後，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解放，必須中國與同盟各國共同奮鬥，始可以求得。故中國於國家的建設以外，對於世界和平的奠定與人類的自由解放，更要準備分擔重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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