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所領導的革命新興勢力，而後帝制自為的歷史重演，而其賣國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殘暴方法，更不是北洋軍閥所能企及。這就是我們與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後結果。亦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第二次失敗的惟一原因。

　　關於我們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敗之後，仍不得不與俄共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再作兩度「和平共存」的試驗之環境，及其經過之事實，我深覺其有向我全國國民和世界各國舉實相告的責任。大家應特加注意的一點，就是在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們政府的決策往往對於國內和國際上各種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慮，而受其牽制，所以我們反共鬥爭的行動，亦就不能不經由曲折迂迴的路線，以至於中途遭受挫折。

　　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歷最久的國家，然而事勢的演變與環境的壓迫，使我們本黨和政府雖看透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而仍不能不再三墮入侵略者的詭計。我們縱能確立堅決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國內民眾的瞭解與國際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而終於失敗。所以這些記錄的字裡行間，遍灑?我們愛國軍民的鮮血和反共鬥士的熱淚。在另一方面，我在這反共鬥爭的經歷之中，對國家的忠誠和對人民的服務，本於　國父的遺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八年在日本留學時加入同盟會，以及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在廣州參加革命政府，以至於今日，始終自矢為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而且確信中國全體同胞，對於革命建國的途徑，亦惟有始終遵循著　國父所手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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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乃為自救與救國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產、反奴役的鬥爭時期，更應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我們全國愛國同胞一致的目標。

　　我們中國這三十年來，所受的慘痛教訓，我深望其能對今日同遭共產主義的威脅的國家及其領導者，有所裨益。我以為蘇俄的武裝暴力，亦與世界歷史上野心侵略主義者一樣，並不足畏，且必歸失敗；但是他的武裝暴力，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自由國家的領導者甚難洞察其危機之存在，比及發覺而奮起抵抗，則為時已晚。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陸、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轉而為害於世界人類而無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將本書公之於世。如其能喚起我全國同胞以及自由世界愛護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認識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對於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與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過是要你單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讓他俄共獨自生存，並聽其第五縱隊自由發展，而最後任其從外部來武裝征服，或從內部來「和平轉變」之一個簡單符號。他這個「和平共存」的符號，換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後統制世界，奴役人類的一個代名詞而已。故本著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對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洲非共國家，有所貢獻，那就是我民族歷史上這一最大犧牲的代價，乃獲得了補償，而我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亦克盡其應盡的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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